古埃及与古中国:人类文明画卷中的两抹绮色
古埃及与古中国:人类文明画卷中的两抹绮色
古埃及与古中国:人类文明画卷中的两抹绮色中国日报5月29日电(记者 赵旭)古埃及与古中国,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(cuǐcànduómù)的四大文明古国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,宛如(wǎnrú)两颗并峙的巨星,照亮了(le)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
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《金字塔之巅:古埃及文明》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,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(wàn),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(piàowù)文物展览的最高(zuìgāo)观展纪录。其中近七成观众来自上海以外,多数(duōshù)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
上海博物馆 ”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:古埃及文明大展(dàzhǎn)” 现场(高尔强 摄)
“这(zhè)不仅仅是出于好奇,而是一种渴望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、同样辉煌的文明(wénmíng)。”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,埃及与中国常被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(chéngshú),还是它们所(suǒ)体现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。”
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(de)高度(gāodù),深深触动了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,承载着宗教信仰与(yǔ)哲思追求,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,铸工精妙,纹饰繁复却不失(bùshī)灵性,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。
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(qíngōng)镈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
“两个文明皆诞生于大河之畔——尼罗河,以及黄河与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各自(gèzì)的农耕文明,塑造了各自的文化,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(zhījiān)深刻(shēnkè)而持久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
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(níluóhé)
尼罗河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(de)泛滥,主要源于其上游地区,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。这些雨水(yǔshuǐ)汇入(huìrù)尼罗河的支流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,携带大量泥沙(níshā)顺流而下。当洪水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,河水漫过河岸,淹没大片(dàpiàn)土地(tǔdì)。随着洪水逐渐退去,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,形成一层厚厚的(hòuhòude)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(wèi)“黑土”,富含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,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(shǐde)尼罗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,也因此(yīncǐ),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“凯末特”(Kemet),意为“黑土地”,与“红土地”(Deshret,指周围贫瘠的沙漠)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现象不仅支撑了古埃及文明的农业经济,也深深影响(yǐngxiǎng)了其文化(wénhuà)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。
相较之下,黄河(huánghé)性情多变,自古被称为(chēngwéi)“善淤(yū)、善决、善徙”,即容易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(shūsōng),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,水土流失严重,泥沙(níshā)含量(hánliàng)极高。每次洪水过后,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,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,形成“地上悬河”。因此,黄河泛滥极为频繁,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,甚至多次改道入海,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。
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自然(zìrán)挑战(tiǎozhàn),中国(zhōngguó)古人(gǔrén)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,而是发展(fāzhǎn)出一套“因势利导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”开始,中国就(jiù)形成了“疏而不堵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,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”与“分洪减灾”策略,北宋水利家潘季驯则强调“束水攻沙”,主张用堤防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,减少淤积,体现出技术(jìshù)与自然的精妙结合。
黄河(huánghé)治理也催生出庞大的(de)(de)社会动员系统,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体系,不仅服务农业(nóngyè),还反映出古代中国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,既体现了“民为邦本”的政治(zhèngzhì)哲学,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,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
因此,尽管黄河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,但它们都塑造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(xìnniàn):人应敬畏自然(zìrán)、顺应自然,通过理解其节律与循环,实现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(yánxù)。
“两个文明都(dōu)强调对立统一——光明与黑暗、秩序(zhìxù)与混沌、天与地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(xuējiāng)指出。在中国,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先秦儒家经典《易经》中。
“对立统一”是《易经》的核心哲学之一,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,世界万物皆由“阴阳”这(zhè)两个相反而又互补(hùbǔ)的基本力量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(xiāngduì)立,又相互依存(xiānghùyīcún)、相互转化,这种动态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(shēngmìng)演化的根本法则。
《易经》强调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“阳极则阴生,阴极则阳生”,即任何事物(rènhéshìwù)发展到(dào)极致,都(dōu)会向其对立面转化。这体现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,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”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、
在古埃及,对立统一的理念则(zé)融于神话之中(zhōng)(zhīzhōng)。象征生命、再生、农业与(yǔ)秩序的奥西里斯(Osiris)死后(sǐhòu)成为冥界之神,而象征沙漠、暴力、混乱和(hé)毁灭的赛特(Seth)是奥西里斯的兄弟(xiōngdì)和对手。神话中,赛特杀死奥西里斯,使世界陷入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(Horus)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,恢复了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:死亡-重生、干旱-丰收的循环逻辑,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。
值得注意(zhídezhùyì)的是: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(sàitè),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。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,荷鲁斯并没有杀死赛特:赛特被制服,要么被流放,要么被迫在太阳(tàiyáng)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,每晚帮助对抗混沌之蛇阿佩普(Apep)。这代表着玛亚特(Ma’at,秩序)的恢复,并非通过(tōngguò)毁灭混乱,而是通过压制与(yǔ)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
讲到混沌(hùndùn)之蛇阿佩普(āpèipǔ)(Apep),它是阳神拉(Ra)的宿敌。每当(měidāng)夜幕降临,拉便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,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,使世界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其击退,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每夜上演的对抗,象征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(lǐjiě)——平衡(pínghéng)并非静止,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维持。这一神话,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(shēnsuì)的哲学智慧。
古埃及神话中,名为阿佩普(āpèipǔ)的巨大蛇怪是太阳神拉(坐船(zuòchuán)上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)的死对头(开罗埃及博物馆)
恰逢2025年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,这一生肖在(zài)古埃及(gǔāijí)文化中也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
在图坦卡蒙(kǎméng)的黄金面具上,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下埃及的守护神瓦杰特(Wadjet)。约公元前3100年,在纳尔迈(Narmer)统一(tǒngyī)上下埃及之后,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(túàn)与(yǔ)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(Nekhbet)的秃鹫并列(bìngliè)于法老王冠之上,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。
图坦(tútǎn)卡蒙金面具,上饰有眼镜蛇(yǎnjìngshé)和秃鹫 开罗埃及博物馆 (法新社 Amir Makar 摄)
与(yǔ)之齐名的还有列涅努忒(Renenutet),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,同时(tóngshí)也(yě)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艺术中,她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眼镜蛇,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蛇贴地而行,古埃及人将其(qí)视为与大地(dàdì)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,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陵墓中,蛇的形象常见于(chángjiànyú)壁画与雕刻之中,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。
“两个文明(wénmíng)都极为重视统一(tǒngyī)、精神信仰与死后的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,“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;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书》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(míngjiè)的平安通行。”
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”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(guānguǒ) (高尔强 摄)
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同样怀有对永恒(yǒnghéng)不灭的(de)(de)(de)强烈渴望,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,良渚文化(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)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(fāxiàn)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,如玉琮、玉璧和玉钺等(děng),这些器物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。
到了西汉时期,雕工细腻、气韵非凡的玉龙和(hé)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,承担起(qǐ)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。
汉代墓葬出土的玉龙(yùlóng)(南京博物院)
一些学者认为,龙——中国(zhōngguó)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(túténg)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,或两者兼具,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。
在古埃及文明中,动物(dòngwù)不仅是自然界的成员,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动物被赋予了(le)宗教意义,成为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(guānchá)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。
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动物头部或(huò)(huò)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,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,更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、太阳和远见的荷鲁斯(Horus)是鹰头人身;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(ānǔ)比斯(Anubis)是豺狼(cháiláng)头;象征家庭、守护以及(yǐjí)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(Bastet)是猫头(māotóu)或全猫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(Thoth)是朱鹮(zhūhuán)头(或狒狒)。母狒狒则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(mǔxìng),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,甚至被奉为女神。
这种人神合一的表现(biǎoxiàn)反映了(le)古埃及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,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。
同时,古埃及的动物崇拜(chóngbài):不仅是(shì)象征,更是信仰(xìnyǎng)实践。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(Bubastis),猫被(bèi)视为神圣之物,伤害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(dìqū),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的化身,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,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(shēnkè)的敬畏和观察力,他们相信(xiāngxìn)每种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或本质:比如鹰能直视太阳(荷鲁斯的天眼);猫在夜间行动敏捷(连接黑夜与神秘(shénmì)的象征);朱鹮行为规律(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)等等。
圣甲虫在古埃及(gǔāijí)(jí)文化中象征永生,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,尤其是蜣螂科,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(dìxià)作为幼虫的食物,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中诞生(dànshēng)新生”,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(Ra)的化身,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(yùnxíng),象征光明(guāngmíng)战胜黑暗,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,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墓葬,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(zhuǎnshì)的神圣符号。
古埃及艺术的(de)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(xíngxiàng)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。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奔跑中的马形;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;狮形石质滴水嘴既是装饰(zhuāngshì),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
神庙壁画中动物形象随处可见,狮身人面像就是(jiùshì)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,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。而在丧葬(sāngzàng)文化中,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,与人类一同葬入(zàngrù)墓中,以陪伴死者(sǐzhě)进入来世。
古埃及的(de)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和河马和作为容器的水鸟
古埃及玻璃圣甲虫(陈中秋(zhōngqiū) 供图)
古埃及社会以法老(fǎlǎo)为权力核心,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结构,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,在这套严密的(de)等级体系(tǐxì)中,女性(nǚxìng)并非完全被排除(páichú)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(Hatshepsut)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例证——她(tā)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(dìyīwèi)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(dēngjī)的女性法老,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。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里神庙,大力发展贸易,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”的远洋贸易航线,并维持国内稳定,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
哈特(hātè)谢普苏特像(图源:Getty Images)
在中国古代,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(xiāngduì)应的女性人物或(huò)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,是商王武丁的王后。甲骨文(jiǎgǔwén)记载显示,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,屡建战功,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(jìsì),掌管国家(guójiā)礼仪,并在国家政务(zhèngwù)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,随葬品极为丰富,其中包括大量玉器,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。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(cáng)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人
“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(ràng)我们得以窥见两大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(chù),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说道。
今天,中埃(zhōngāi)考古学家的持续合作,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2018年起,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(zài)埃及(jí)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,对(duì)孟图神庙展开发掘。2023年,上海外国语大学与(yǔ)(yǔ)埃及最高文物(wénwù)委员会牵头组建了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,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(jù)木棺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采集与深入研究,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开展长期追踪(zhuīzōng)研究与保护,最终将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,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
中埃联合考古现场(xiànchǎng),右为薛江
此外,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(báihèliáng)题刻与埃及罗达岛尼罗米特遗址为(wèi)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,是一块巨大的(de)水下花岗岩石梁,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,记录了自唐代以来的水位、洪涝与干旱信息,被誉为“中国古代(gǔdài)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,是古埃及(gǔāijí)及中世纪(zhōngshìjì)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,曾直接关系到农业税赋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(liǎngchù)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,也为全球理解(lǐjiě)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。
如今,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条约(tiáoyuē)的复制品常年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。这份条约大约缔结(dìjié)于公元前1259年,被称为《卡迭石(kǎdiéshí)条约》,由埃及法老(fǎlǎo)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签署,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。
《卡迭石条约》——人类历史(lìshǐ)上最早的现存国际(guójì)和平协议(薛江 供图)
“联合国展出的这份复制品,是外交智慧与人类(rénlèi)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(dōu)高度珍视和平。”薛江说。
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(de)永恒启示是:文明不仅由(yóu)石头与青铜铸就,更由远见卓识构筑。”他补充(bǔchōng)道,“两大文明都以独特方式探索(tànsuǒ)生与死、权力与正义、自然与神性的关系,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依旧奔腾,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,生生不息(shēngshēngbùxī)。”
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(高尔强 摄(shè))
中国日报5月29日电(记者 赵旭)古埃及与古中国,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(cuǐcànduómù)的四大文明古国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,宛如(wǎnrú)两颗并峙的巨星,照亮了(le)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
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《金字塔之巅:古埃及文明》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,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(wàn),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(piàowù)文物展览的最高(zuìgāo)观展纪录。其中近七成观众来自上海以外,多数(duōshù)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
上海博物馆 ”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:古埃及文明大展(dàzhǎn)” 现场(高尔强 摄)
“这(zhè)不仅仅是出于好奇,而是一种渴望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、同样辉煌的文明(wénmíng)。”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,埃及与中国常被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(chéngshú),还是它们所(suǒ)体现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。”
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(de)高度(gāodù),深深触动了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,承载着宗教信仰与(yǔ)哲思追求,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,铸工精妙,纹饰繁复却不失(bùshī)灵性,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。
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(qíngōng)镈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
“两个文明皆诞生于大河之畔——尼罗河,以及黄河与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各自(gèzì)的农耕文明,塑造了各自的文化,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(zhījiān)深刻(shēnkè)而持久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
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(níluóhé)
尼罗河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(de)泛滥,主要源于其上游地区,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。这些雨水(yǔshuǐ)汇入(huìrù)尼罗河的支流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,携带大量泥沙(níshā)顺流而下。当洪水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,河水漫过河岸,淹没大片(dàpiàn)土地(tǔdì)。随着洪水逐渐退去,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,形成一层厚厚的(hòuhòude)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(wèi)“黑土”,富含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,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(shǐde)尼罗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,也因此(yīncǐ),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“凯末特”(Kemet),意为“黑土地”,与“红土地”(Deshret,指周围贫瘠的沙漠)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现象不仅支撑了古埃及文明的农业经济,也深深影响(yǐngxiǎng)了其文化(wénhuà)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。
相较之下,黄河(huánghé)性情多变,自古被称为(chēngwéi)“善淤(yū)、善决、善徙”,即容易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(shūsōng),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,水土流失严重,泥沙(níshā)含量(hánliàng)极高。每次洪水过后,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,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,形成“地上悬河”。因此,黄河泛滥极为频繁,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,甚至多次改道入海,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。
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自然(zìrán)挑战(tiǎozhàn),中国(zhōngguó)古人(gǔrén)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,而是发展(fāzhǎn)出一套“因势利导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”开始,中国就(jiù)形成了“疏而不堵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,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”与“分洪减灾”策略,北宋水利家潘季驯则强调“束水攻沙”,主张用堤防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,减少淤积,体现出技术(jìshù)与自然的精妙结合。
黄河(huánghé)治理也催生出庞大的(de)(de)社会动员系统,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体系,不仅服务农业(nóngyè),还反映出古代中国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,既体现了“民为邦本”的政治(zhèngzhì)哲学,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,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
因此,尽管黄河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,但它们都塑造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(xìnniàn):人应敬畏自然(zìrán)、顺应自然,通过理解其节律与循环,实现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(yánxù)。
“两个文明都(dōu)强调对立统一——光明与黑暗、秩序(zhìxù)与混沌、天与地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(xuējiāng)指出。在中国,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先秦儒家经典《易经》中。
“对立统一”是《易经》的核心哲学之一,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,世界万物皆由“阴阳”这(zhè)两个相反而又互补(hùbǔ)的基本力量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(xiāngduì)立,又相互依存(xiānghùyīcún)、相互转化,这种动态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(shēngmìng)演化的根本法则。
《易经》强调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“阳极则阴生,阴极则阳生”,即任何事物(rènhéshìwù)发展到(dào)极致,都(dōu)会向其对立面转化。这体现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,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”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、
在古埃及,对立统一的理念则(zé)融于神话之中(zhōng)(zhīzhōng)。象征生命、再生、农业与(yǔ)秩序的奥西里斯(Osiris)死后(sǐhòu)成为冥界之神,而象征沙漠、暴力、混乱和(hé)毁灭的赛特(Seth)是奥西里斯的兄弟(xiōngdì)和对手。神话中,赛特杀死奥西里斯,使世界陷入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(Horus)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,恢复了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:死亡-重生、干旱-丰收的循环逻辑,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。
值得注意(zhídezhùyì)的是: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(sàitè),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。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,荷鲁斯并没有杀死赛特:赛特被制服,要么被流放,要么被迫在太阳(tàiyáng)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,每晚帮助对抗混沌之蛇阿佩普(Apep)。这代表着玛亚特(Ma’at,秩序)的恢复,并非通过(tōngguò)毁灭混乱,而是通过压制与(yǔ)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
讲到混沌(hùndùn)之蛇阿佩普(āpèipǔ)(Apep),它是阳神拉(Ra)的宿敌。每当(měidāng)夜幕降临,拉便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,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,使世界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其击退,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每夜上演的对抗,象征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(lǐjiě)——平衡(pínghéng)并非静止,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维持。这一神话,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(shēnsuì)的哲学智慧。
古埃及神话中,名为阿佩普(āpèipǔ)的巨大蛇怪是太阳神拉(坐船(zuòchuán)上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)的死对头(开罗埃及博物馆)
恰逢2025年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,这一生肖在(zài)古埃及(gǔāijí)文化中也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
在图坦卡蒙(kǎméng)的黄金面具上,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下埃及的守护神瓦杰特(Wadjet)。约公元前3100年,在纳尔迈(Narmer)统一(tǒngyī)上下埃及之后,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(túàn)与(yǔ)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(Nekhbet)的秃鹫并列(bìngliè)于法老王冠之上,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。
图坦(tútǎn)卡蒙金面具,上饰有眼镜蛇(yǎnjìngshé)和秃鹫 开罗埃及博物馆 (法新社 Amir Makar 摄)
与(yǔ)之齐名的还有列涅努忒(Renenutet),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,同时(tóngshí)也(yě)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艺术中,她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眼镜蛇,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蛇贴地而行,古埃及人将其(qí)视为与大地(dàdì)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,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陵墓中,蛇的形象常见于(chángjiànyú)壁画与雕刻之中,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。
“两个文明(wénmíng)都极为重视统一(tǒngyī)、精神信仰与死后的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,“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;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书》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(míngjiè)的平安通行。”
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”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(guānguǒ) (高尔强 摄)
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同样怀有对永恒(yǒnghéng)不灭的(de)(de)(de)强烈渴望,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,良渚文化(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)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(fāxiàn)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,如玉琮、玉璧和玉钺等(děng),这些器物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。
到了西汉时期,雕工细腻、气韵非凡的玉龙和(hé)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,承担起(qǐ)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。
汉代墓葬出土的玉龙(yùlóng)(南京博物院)
一些学者认为,龙——中国(zhōngguó)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(túténg)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,或两者兼具,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。
在古埃及文明中,动物(dòngwù)不仅是自然界的成员,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动物被赋予了(le)宗教意义,成为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(guānchá)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。
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动物头部或(huò)(huò)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,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,更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、太阳和远见的荷鲁斯(Horus)是鹰头人身;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(ānǔ)比斯(Anubis)是豺狼(cháiláng)头;象征家庭、守护以及(yǐjí)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(Bastet)是猫头(māotóu)或全猫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(Thoth)是朱鹮(zhūhuán)头(或狒狒)。母狒狒则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(mǔxìng),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,甚至被奉为女神。
这种人神合一的表现(biǎoxiàn)反映了(le)古埃及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,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。
同时,古埃及的动物崇拜(chóngbài):不仅是(shì)象征,更是信仰(xìnyǎng)实践。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(Bubastis),猫被(bèi)视为神圣之物,伤害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(dìqū),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的化身,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,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(shēnkè)的敬畏和观察力,他们相信(xiāngxìn)每种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或本质:比如鹰能直视太阳(荷鲁斯的天眼);猫在夜间行动敏捷(连接黑夜与神秘(shénmì)的象征);朱鹮行为规律(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)等等。
圣甲虫在古埃及(gǔāijí)(jí)文化中象征永生,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,尤其是蜣螂科,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(dìxià)作为幼虫的食物,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中诞生(dànshēng)新生”,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(Ra)的化身,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(yùnxíng),象征光明(guāngmíng)战胜黑暗,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,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墓葬,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(zhuǎnshì)的神圣符号。
古埃及艺术的(de)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(xíngxiàng)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。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奔跑中的马形;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;狮形石质滴水嘴既是装饰(zhuāngshì),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
神庙壁画中动物形象随处可见,狮身人面像就是(jiùshì)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,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。而在丧葬(sāngzàng)文化中,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,与人类一同葬入(zàngrù)墓中,以陪伴死者(sǐzhě)进入来世。
古埃及的(de)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和河马和作为容器的水鸟
古埃及玻璃圣甲虫(陈中秋(zhōngqiū) 供图)
古埃及社会以法老(fǎlǎo)为权力核心,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结构,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,在这套严密的(de)等级体系(tǐxì)中,女性(nǚxìng)并非完全被排除(páichú)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(Hatshepsut)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例证——她(tā)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(dìyīwèi)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(dēngjī)的女性法老,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。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里神庙,大力发展贸易,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”的远洋贸易航线,并维持国内稳定,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
哈特(hātè)谢普苏特像(图源:Getty Images)
在中国古代,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(xiāngduì)应的女性人物或(huò)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,是商王武丁的王后。甲骨文(jiǎgǔwén)记载显示,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,屡建战功,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(jìsì),掌管国家(guójiā)礼仪,并在国家政务(zhèngwù)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,随葬品极为丰富,其中包括大量玉器,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。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(cáng)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人
“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(ràng)我们得以窥见两大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(chù),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说道。
今天,中埃(zhōngāi)考古学家的持续合作,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2018年起,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(zài)埃及(jí)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,对(duì)孟图神庙展开发掘。2023年,上海外国语大学与(yǔ)(yǔ)埃及最高文物(wénwù)委员会牵头组建了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,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(jù)木棺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采集与深入研究,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开展长期追踪(zhuīzōng)研究与保护,最终将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,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
中埃联合考古现场(xiànchǎng),右为薛江
此外,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(báihèliáng)题刻与埃及罗达岛尼罗米特遗址为(wèi)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,是一块巨大的(de)水下花岗岩石梁,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,记录了自唐代以来的水位、洪涝与干旱信息,被誉为“中国古代(gǔdài)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,是古埃及(gǔāijí)及中世纪(zhōngshìjì)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,曾直接关系到农业税赋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(liǎngchù)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,也为全球理解(lǐjiě)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。
如今,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条约(tiáoyuē)的复制品常年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。这份条约大约缔结(dìjié)于公元前1259年,被称为《卡迭石(kǎdiéshí)条约》,由埃及法老(fǎlǎo)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签署,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。
《卡迭石条约》——人类历史(lìshǐ)上最早的现存国际(guójì)和平协议(薛江 供图)
“联合国展出的这份复制品,是外交智慧与人类(rénlèi)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(dōu)高度珍视和平。”薛江说。
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(de)永恒启示是:文明不仅由(yóu)石头与青铜铸就,更由远见卓识构筑。”他补充(bǔchōng)道,“两大文明都以独特方式探索(tànsuǒ)生与死、权力与正义、自然与神性的关系,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依旧奔腾,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,生生不息(shēngshēngbùxī)。”
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(高尔强 摄(shè))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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